关于工业革命对工人的影响，已有很多的记述。有些人对那些在反抗机器的斗争中倒下去的很多人印象很深，他们声称技术变革除了带来痛苦和贫困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统计学家发表了他的观点，也即在19世纪早期，不列颠工人的生活标准被迫下降到了亚洲人的水平。他几乎没有看到超过一代人的研究所产生的统计资料。
吉尔博伊夫人（Mrs.Gilboy）的细心研究表明，整个18世纪，生活在西南部毛纺区里的那个工人，他的物质幸福确实下降了，但是，他的那些生活在北部纺织区的很多同伴，其物质幸福稳步提升了，还有伦敦的那个工人最起码维持了原状。
年后的价格攀升让很多地位低下之人变得更加贫穷了，这是事实。但正如西尔柏林教授（ProfessorSilberling）所指出的那样，在战争结束之前，英格兰的工人工资赶上了零售价格，在20年代，收益得以维持。在年，生活成本比在年的要高出11%，但在这段时间跨度内，城市工资增长了似乎至少是43%。
如果工业革命只是简单地让富人变得更富有、让穷人变得更贫穷的话，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商品一般来说都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和资本品。这些商品中的最后一种给消费者带来收益是具有延缓性的，而对于这种延缓性已经谈论过了。但到了20年代，战争的影响正在消失，棉花和羊毛、食物和饮料在当时可以买得到，消费它们的并不是少数人，而是平民百姓。
某些工厂产品和铁制品被运到了海外去，但回程货并不是以葡萄酒和丝绸为主的，而是由供普通民众享用的食糖、谷物、咖啡以及茶叶构成的。很多迹象造成了这样的暗示，也即不列颠出口的产品之价格比她带回的那些产品之价格下降得更快：并没有发生革命来降低海外农业的成本；不列颠的国外贷款也可能有助于带给贸易条件一种不利转变。
然而，尽管这样的影响可能会解释为何在20年代实际工资比预期的要低，但自那以后它们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工人的饮食几乎肯定是改善了的：出现了一种小麦花的东西替代了黑麦和燕麦片；肉是一种稀罕物，它与土豆一起变成了工匠餐桌上的主食。从矿井里产出的煤炭并不是全部都送去供给熔炉和蒸汽机：对于一个从野外湿漉漉回到家里的人来说，暖烘烘的炉边和热乎乎的饭菜，其重要性一点儿也不小。
年，乔治·查默斯（GeorgeChalmers）评论道，辛勤的阶级太过富裕而不去垂涎士兵的微薄工资，或者太过于独立而不去奉承水手面临的危险。的的确确真的存在着很多流浪者和按济贫法领取救济金的人，但是，甚至在新的《济贫法》到来之前，成群结队的穷困悲苦之人可能已经减少了。
劳动时数很长，节假日几乎没有；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工厂里就业对于年轻人的健康和品行来说都是有害的。一位最杰出的政治家最近谈到了工业革命的机械化恐怖，几乎不存在疑问的是，越来越深的矿井和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伤残和死亡的新风险。
但是，对这一切的反对必须被设定在这般情景之下，即那些在繁重贸易领域工作之人的负担减轻了，以及随着在像谢菲尔德这样的地方引入了动力，残疾之人和畸形之人的数量减少了。也必须被设定在如此场景之下，即妇女和少年儿童的汗水出得少了，家庭收入上升，发工资更有规律性，以及随着工业工作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在幸福安康上开始有所收获。
房屋本身无论是正在变得更好或者更差，都很难以此进行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拿来对比的时期。由乡村工厂主提供给工人的很多住宅——在克罗姆福德、梅勒，以及斯蒂亚尔——都幸存了下来。它们是具有设计感和比例性的，甚至按照现代的标准，它们也并不缺少便利性和舒适度。但是，这些住宅是在建筑材料充足、工资相对较低，以及货币相对便宜的情况下被建造起来的。
年以后，从波罗的海进口的木材受到了限制，砌砖工和木工的劳动力价格往上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住宅租金包括了利息费用：利率正在上涨，而且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利率居高不下。这意味着，如若住宅以工人能够付得起的租金租出去的话，它们必须比80年代的那些房子要更小且更不耐用些。那一排排粗制滥造、背靠着背的房屋——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被塞到这些房子里——大部分是战时状态下的产物。
年之后，爱尔兰人的涌入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这些爱尔兰人本能地聚群而居，他们挤进海港城市和北部的城镇。曼彻斯特统计协会的成员们在30年代中期作出的仔细估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曼彻斯特大约六分之一的家庭是爱尔兰人，而且住在地下室之人的百分比为11.75。
在利物浦，这里还是有很多爱尔兰人，不低于15%的居民住在地下室。但在比较新的城镇（它们是工业革命的特别创造）里，情况远没有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在伯里，那里几乎没有爱尔兰人（也几乎没有使用手动织机的织布工），只有3.75%的人以这种方式居住，而在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仅有1.25%的人这样居住。
那些调查人员报告说，在这些地方，工人们的住宅不仅没有那么拥挤，而且要比城市的那些房屋布置得更好，也更干净。一位历史学家写到了工业革命的灾难。倘若通过这个短语他的意思是说，—年这段时间是被战争蒙上阴影的岁月，是被饥馑短缺搞得闷闷不乐的日子，那么，对这个词语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
但如若他的意思是说，技术变革和经济变革本身就是灾难的根源，那么，这个观点无疑是有悖于常理的。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给数量显然比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提供衣食，以及如何雇用他们。爱尔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由于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她在40年代由于移民或者由于饥饿和疾病丧失了五分之一的人口。
倘若英格兰依然是一个耕种者和手艺人的民族，她便很难摆脱同样的命运，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人口负担必定会压制住其精神的活力。她不负所望，靠的不是统治者，而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毫无疑问寻求的是其自身的狭隘目的，但他们有智慧和资源去发明新的生产工具和管理工业的新方法。
今天，在印度和中国的平原上，生活着这样的男男女女，他们饱受瘟疫之苦，忍饥挨饿，从外表看，与那些白天跟他们一起辛苦劳作、晚上与他们共享卧榻的牲口相比，他们活得好不到哪里去。这种亚洲人的标准以及这种尚未机械化所造成的惨状，便是那些没有经过一场工业革命就让人口增长之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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