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促的秋声
吴沛
山野间，树叶已开始泛黄，枝叶交叠中，偶尔可见零星的落叶。今年的秋天又到了，我不由想起黄土下的母亲。
如果母亲还活着，应该是76岁寿龄，但是，她却在6年前的那个秋天永远离开了人世。原以为，时间会冲淡和平息一切，但岁月的暗流却与我较着劲。这些年，每当秋声开始喧响，我的心都会不由为之一紧。秋天，已成为我生命中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
6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瑟索暮晚，母亲实在太累了，她想合上眼睑休息一下，但从此就再也没有睁开。沉闷压抑的气氛已笼罩多日，那段时间，老屋上空，天幕一直阴沉着脸。母亲平静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她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包括她对人世的牵挂和依恋。那一刻，山梁沟谷间，草木仿佛也盈着泪花，在那片土地上，母亲与它们相生相伴、守望相助50载。50年，整整半个世纪，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确实很短暂，如果放在宇宙天体运行的巨大时空中，那就只是须臾之间。但故乡的一草一木不这样看，邻里乡亲间的乡梓情谊不这样看，50年来，她将自己的生命，与故土风物化在一起，用人的生命长度来丈量，可以是一轴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生活长卷。母亲来不及与大家一一道别，她的人生在匆忙中收笔，一个个散发着温情的逗号或顿号，瞬间变成了毫无光泽的句号或叹号。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生命来过，但又匆匆走了，卑微的母亲，她的生命大抵与田间地头的荒草没什么两样。草枯了，春风一吹，又会新草蔓发。母亲去世了，作为她的子孙，我们替她接着活下去。当然，在生命法则里，我们也是另一茬青草，漫过田畴，漫过大地，从而生生不息。想到这些，我的心尖还是抑制不住微微发酸。
母亲的安息地在一处山冈上，距离村道约三四米，是我们回老屋的必经之地。马二杆草，学名应该叫做旱芦苇，它们疯狂地生长。每年春节前清除干净后，待到次年开春，它们又蓬蓬勃勃蜂拥而至。母亲一生铲除刈掉的杂草无以数计，没有想到，杂草们居然很快就捐弃了前嫌，与母亲握手言和。现在，母亲常年与杂草为伴，我想，她或许多少有些尴尬。每次回老屋路过母亲的坟茔，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地叫一声“妈”，总希望她能听到，这时，往往会有一两声鸟鸣在草尖上浮动，是不是母亲在回应了？但细看之下，只有荒草萋萋，凌乱的野风生出嗖嗖凉意，将无边的寂寥推向旷远，倏忽间，依旧是人天永隔。这些荒草其实充当了母亲坟茔的围墙，穿过草径，我们似乎就能与另一世界的母亲对话。我猜想，眼前的黄土下，一定埋藏着母亲无与伦比的孤独，这孤独像秋风一样絮叨，像秋叶般片片零落。
母亲20岁那年嫁给父亲，22岁时生下我，再三年后生下我弟弟，后来还有一个小妹，但幼婴时即已夭折。此后，为响应基本国策，她就再也没有生育过。外祖父的家与我的老家隔着一道山梁，两家相距并不遥远，小时翻山步行到外祖父家，也只需要40分钟。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和母亲是幸存者，母亲是在饥荒结束的第三年嫁给父亲的。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家庭嫁到另一个同样家徒四壁的家庭，母亲心里一定很苦，但生活还得继续，再苦再累也只有咬牙挺住。听二姨妈讲，母亲是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人。冻饿交加中，母亲病倒了，并且很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无异于黄土埋身。就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江湖郎中用手里的银针救了她，待母亲幽幽醒转过来，已是3天之后了。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她的命很硬，就像山上的青杠木。从我们记事起，确实没有医院，唯一的一次，她却再也没能站起来。
母亲身子骨看似柔弱，其实她有想象不到的力气。大集体时，人们靠力气和劳动强度挣工分，生产队给母亲评定的工分等级与其他壮劳力相同，这让很多妇女羡慕嫉妒又自叹不如。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个土法榨油厂，需要木柴做燃料，大家都利用收工后的空余时间，砍柴送到榨油厂兑换工分，每当这个时候，基本上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演绎了一场场特殊年代的全家总动员。有一次，我也肩上扛着一根木柴，颠着小身子跑在大人后面。记得那次，母亲一趟背了斤，对于一个柔弱女子来讲，无异于是个天文数字。过秤的会计揉揉眼睛，甚至怀疑是他看错了数字。母亲的力气由此可见一斑。
艰苦年代，大家日子都过得清苦，农家尤其需要精打细算，做到“细水长流”。家里的粮食要盘算到来年秋收，油盐酱醋要匀着使用，甚至照明的煤油灯，也要将灯芯掐到只剩一点光影。很多家庭没有总体计划，有了粮食就不管不顾，先将肚子撑圆，结果不到开春，往往粮食就已告罄。剩下的日子，只有吃糠咽菜，艰难苦熬。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哲学，她将所有粮食都平均分为三百六十五等份，如遇哪年欠收，就用红苕洋芋等杂粮掺进每天的主粮中，所谓主粮，大多是玉米面。现在看来，其实也算不上主粮，至于大米，在农家则是顶级奢侈品了。遇上小荒年，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只有无奈地对大家耸耸肩，地里产得不多，每家每户就分得少。野地里，一丛一簇的红籽果被人们采收净尽。母亲领着我，背着背篓，翻过一道道山梁沟谷，终于找到一处人迹罕至之地。运气实在垂青我们，腥红的红籽果在溪谷两岸树丛中散发着迷人的幽香。秋风已一遍遍清洗过它们的身子，见到人来，正在啄食红籽果的雀鸟只好一哄而散。与鸟雀争食，看似荒唐，其实是卑微生命的迫不得已。直到暮色四合，我们终于采满了整整两背篓和一麻袋，倔强的母亲硬是轮换着背出了野地。那年，正是这种“粮食”的添补，我们全家才没有饿着肚子。母亲将红籽果晒干磨面，掺进玉米面中蒸饭，但红籽面的口感并不好，涩甜腻心，难以下咽，但和豆豉草、水麻树根茎相比，却是美味佳肴。看着碗里的玉米面拌红籽面蒸饭，我的肠胃往往突然一阵痉挛，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雀鸟啄食的情景。但我们家没吃过豆豉草和水麻树根茎，尤其是水麻树根茎，听说那东西吃多了会全身浮肿。
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弟要走正道，她坚信“黄荆棍子出好人。”有两类事绝对不能触犯。一是偷拿别人家的东西。她说，“人要学好，坏手脚上身，鸡都啄不下来！”有一次，实在嘴馋，趁着夜深人静，就去偷了邻家的柑橘，这一次，母亲用黄荆条子抽得我们眼冒金星，好长时间，背上的印痕还清晰可见。二是在外面打架。我们小时劣顽，总是三天两头与邻村孩子打架，一旦人家找上门来，皮肉之苦一定在所难免。母亲从不与人争论谁家孩子对谁家孩子错，其实小孩子顽皮，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之分，这要看父母的心态，是否为自家孩子护短。而母亲，总是赔笑脸，赔小心，有时也赔医药费，她的口头禅，“少时不严管，长大要翻天。”我们只要在外面打架，她从来都是“有理三千，无理八百。”那时，为了躲避皮肉之苦，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躲藏。畜圈楼上的稻草垛中，老黄葛树蓊郁的枝桠间，幽深茂密的油菜田里，野外荒废已久的石灰窑中，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开初，母亲认为我们躲不了多久，一旦天黑，就会乖乖地出来，时间长了，我们也摸准了她的心思，总是咬紧牙关，捱至她开始焦急地四处寻找之后，才灰溜溜地爬出来。这方法很奏效，那顿皮肉之苦多可免去。
除了以上两种行为，母亲其实对我们极其宽容，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程度。上世纪70年代未，国家政策逐渐放宽，大队和生产队对社员的单干行为也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老家那地方，地广人稀，林木资源丰富，很多家庭的孩子都到山里砍柴，卖给镇子上的食店。捡拾生产队采收遗漏的油桐籽，卖给粮油站，到林子里割回野青藤，煮熟剥皮晒干后，卖给镇上的藤器社。总之，凡是能换钱的山野之物，我们都会不遗余力。一年下来，每个孩子都会有一笔“可观”的积蓄，大多数孩子都要上交给父母“充公”，但母亲则从不向我们索要，而是放任自流，我就将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了连环画。那时的连环画，笔法优美，构图精致，大多出自黄永玉等大师的手笔，到我进入初中时，足足塞满了两只木箱。时过境迁，那些连环画早已不知去向，每每念及，一丝遗憾会突然从心中升起。母亲对我们的“纵容”，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上小学时，村里的学校就在家门前不远的河坝，因正式教师稀缺，一直以来，都是代课老师在那里任教。我读三年级时，破天荒分来了一个正式老师，姓文，刚从中师学校毕业，热天总喜欢穿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学校在生源和师资都缺少的情况下，只能将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并在一间教室上课，称为“复式班”，文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复式班的班主任兼全学科教师。上复式班其实很有趣，老师为一个年级的学生讲完课后，接着再为另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这其间，另一个班的学生则自行复习功课或抄写作业。那时，小孩子精力难以集中，有一天，文老师为另一个班讲课时，我支着脑袋开了小差。他见状后，就拧着我的耳朵将我提溜出了教室，我当时一犯愣，竟将文老师的白色的确良衬衫撕开一个大口子。这一来，当然撞了大祸，没钱赔老师的衬衫，母亲就用白色的确良线一针针替他织好。虽然不无遗憾，但文老师却没有多说什么。这一次，母亲居然没有用黄荆棍子抽我，令我惴惴不安了很久。很多年后，与文老师相逢，他才说出了真相。当时，是他要求母亲千万不要打孩子，我才得以幸免了那场皮肉之苦。
母亲总是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我的老家地势偏僻，人们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多数孩子不待读完小学，就被家长强行摁到地里务农，大家相互打趣，“读书堆起一大摞，肚子饿了奈不何。”母亲则相反，她不识字，讲不出大道理，但她有自己的看法。见我们很大了还在外面读书，有人讥讽道，“你家孩子那么大个墩墩，还在外面晃起，不叫回来干活，怕到时两头失勒你要后悔！”母亲这时总是埋头干活，从来不予接讪。我高中毕业果然没有考上大学，有人惋惜，也有人幸灾乐祸。后者的话语开始含沙射影，母亲从此反倒高高昂起了头颅。见我还有继续读书的意愿，她当即做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决定，安排我每天放牛，能有时间看书。出老屋右拐顺着沟走3公里，有个叫偏坡的地方，是一片面积很大的野地，没有人居住，青草茂盛，离庄稼地很远。每天只要将牛赶到那里，我就进入了自由的天堂，除了雀鸟的啼鸣就只剩下呼呼的风声。我就这样开始“半工半读”，一个假期过去，见父母实在太操劳，觉得应该自食其力，不能再拖累父母，就到邻乡的一个民办初中应聘当了代课老师。
记忆中，无论是大集体时代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母亲总是天不见亮即起床，她要赶在一家人睡醒前，张罗好早饭，准备好猪的食和牛的草料。每天晚上，母亲又是最后一个睡觉的人，她要埋好灶火，整理好杂物，将白天零乱的生活梳理匀净，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好准备。像钟表的发条一样，她推开天边的鱼肚白，拖着一家人迎着曙光，开启每天新的生活，哪怕生活中长满了尖利的芒刺。她又像一台永动机，永远都在操劳，永远都在忙碌，弥漫在岁月中的灰尘，她似乎都可以一一清扫干净。母亲已故去整整6年，我仿佛还能看到她尘霜满面，在无尽岁月中忙碌的身影。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篾匠，他总希望我们兄弟克绍箕裘，子承父业，而母亲总是不以为然，事实证明，母亲是对的。现在看来，篾匠手艺已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其实，我们兄弟也跟着父亲编织过蔑制用品，但无奈慧根不够，终究半途而废。听父亲讲，他能将篾席编织出几十种花纹，因为我们不争气，令他总是生出恨铁不成钢又无可奈何的况味。如今，父亲的好手艺只能成为此生绝唱了。母亲如果还在人世，父亲的心绪或许不会如此索然。
母亲有一手极好的灶上手艺，邻里乡亲每有“大繁小事”，她总是全力以赴帮忙操厨。农家办宴席，操厨的人忙三天两夜是常事，母亲从不偷懒取巧，也从没喊过一声累，她说，“这叫转工换活，要当是自己家的事去做。”她的热心，为自己在邻里乡亲间挣得了好口碑。大集体时代，因为物质匮乏，常常有赶路人在饭头上来寻口饭吃。粮食固然金贵，但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却从不吝啬，她总是笑脸相迎，并快速地从极不丰裕的餐饭中匀出一些来让客人吃饱，她对我们说，“客来莫瘪嘴，锅里添瓢水。”土地下放到户后，我家门前的水田划给了岩上生产队的农户，如逢岩上有人到田间劳作那一天，母亲会在午饭时特意多做几份。在母亲眼里，“远水不解近渴，远亲不如近邻。”
6年时间，快得有如电光火石。这几天，秋风渐紧，秋雨淅沥，是绵延不尽的大地正在用急促的秋声洗濯亡者的足迹吗？我想，绝尘而去的母亲，离我们已越来越远了。
（作者系武隆区社科联主席、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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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雨欣
责编：陈泰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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