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制图/高俊夫素材来源于《四季啊，慢慢走》《云中的风铃》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有这样的记忆：春天挖野菜，秋天摘野果，夏天在河里摸几条鱼，如果靠着山，雨后还可以去采蘑菇。因为就在那一个地方长大，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每种东西叫什么土名，仿佛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当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席卷整个世界，有太多新事物新知识显得更为重要，等着人们去学习。于是，我们有点不知道如何去安放那份乡土经验，它是孩子欢乐而无用的“瞎玩”？是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朴素的生物科学知识？抑或是带有诗意的田园牧歌？总之，它好像不太能融于当下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想象，显得有些遥远和生疏。近些年被重新提起的“博物”，给了它一种更好的命名方式，以及延展到当代城市生活中的可能路径。现在，微博上的“博物君”受到几百万人的喜爱，图书市场上被归于“博物”标签下的出版物更是层出不穷。借由书本，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自然生灵，以文字、绘图、摄影的方式接连映现在我们面前，也让人们体会到了与自然相处的新方式。或许可以这样说：博物带我们了解世界，又使我们认识自身所在。安于一地，记下所见的自然万物18世纪的英国，一位安静、敦厚的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回到他的家乡——汉普郡的塞尔伯恩村定居，从此不出远门。他对自然满怀热忱，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观察和记录塞尔伯恩的自然风物、鸟兽鱼虫，他将自己的观察研究所得，写进了给两位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的信札。写这些信时，怀特并未想过要将其出版，他只是忠实而饶有兴味地记下苍头燕雀为何会在冬天雌雄分飞，如何区分不列颠的柳鹪鹩，以及有着八只小崽的鼠巢是怎样的紧实。这些信件在年以《塞尔伯恩博物志》为名结集出版后，成为英国18世纪文学史和博物学史上的经典，据称是英语世界“印刷频率第四”的图书，影响过包括达尔文和亨利·梭罗在内的许多后世名人。但这些追加于其上的光环，其实反倒折损了《塞尔伯恩博物志》本来的好处。怀特当年观察身边鸟兽、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任何堪称远大或形而上的追求，他只是依从自己的爱好，并为之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切实的工作。所有后世的褒奖都是迟来的馈赠，仅是在提醒迟钝的人们，安于一地做这样的事是有意义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说，“这个传统最早就是怀特，怀特做得很好，关键是它可以推广，因为它是从本地做起，就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唯一的障碍就是调动你的兴趣。”在怀特之后，我们沿着这个传统，还能读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荒弃的沙乡农场极为动人的叙述，以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记下的他在湖畔小木屋度过的极简生活，或许还有英国乡村女教师伊迪丝·霍尔登以手绘插画和日志体完成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虽然相距万里、风物殊异，但这些诞生于英美乡间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之后，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不说像《瓦尔登湖》这样风行一时有数十个版本之多，年出版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也已重印数次。那些对草木鸟虫生活的观察和摹写，是穿过语言与生境的双重阻隔之后，也依然动人的。可是，即便是对这些经典自然书写的接受，也带有几分“距离造就美”的意味。我们不介意书中陌生的地名和物种名词，是因为倾向于把它当成一种理念或美感来阅读。其中隐现着现代人的一种典型认知结构和价值观：能读懂海外作品和专业行话，却不了解身边一草一木的名字；向往环球旅行和走遍大千世界，却往往无视自己脚下的寸土。中国的“在地书写”和自然手册都还太少正因如此，那些扎根于本乡本土的国内博物爱好者和他们的原创作品，分外值得推重。近几年博物自然类图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潮流，其中翻译的国外作品占了大多数。许多优秀的外版好书得以及时引进，这当然很好，但据商务印书馆博物自然类图书策划编辑余节弘介绍，目前在科学绘画等题材上，已经有重复出版的现象，这是因为大量博物画都已经进入公版领域，取得途径很方便，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版这样的书。像约翰·古尔德、奥杜邦等人的鸟类绘画作品，市面上都能找到多个不同版本。在刘华杰看来，这样的书“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烦了，因为路线差不多”，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本土化。“人家画的天堂鸟再好，跟你也没什么大关系，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身边的鸟也很多，但是对它们细节的展示都没有，比如麻雀，谁拍过很好的麻雀？”像《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路亚记》这样的作品，所记录的是北京城区和周边就生长着的款冬、堇菜、马口鱼……它们不像大熊猫、东北虎那样具有明星效应的物种，很少引人注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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