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良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类生活生存都离不开“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从古至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当然，“柴米油盐”只是生活物资的代称，是文人们的一种总结历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必需生活品会略有不同，就小编所在地和经历的生产队时代，也许是地域和生活习惯因素，“酱醋”在农村社员家庭中是可有可无的，而烟和酒，在农村社会和社员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了生活必需品，这里我把开门七件事改成“柴米油盐烟酒茶”，今天就来谈谈“酒”。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俗，“琴棋书画诗酒花”是雅，人们习惯把“酒”归于雅，小编认为，“酒”似乎更应该列入开门七件事“俗”的那类，“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武松18碗酒后夜过景阳岗打老虎，酒，纵然可以助文人士大夫豪兴，可以增绿林好汉胆气，但也有穷酸迂腐秀才孔乙已咸享酒店就着咸豆下酒、穷困潦倒流民阿Q土谷祠宿醉的场景，可见“酒”作为杯中物，是为社会各层人士所嗜好的。生产队时代，尽管物资贫乏、生活艰苦，但并不妨碍社员们对酒的喜爱。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人情社会，有人情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就必须要用酒来助兴。生产队时期，虽说人们日常生活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之类，但正常的人们联系走动、人情来往还是允许存在的，酒就成了人们社会交往、联系联络感情的重要信物。过年客人来拜年、平时贵重客人或要好朋友来上门，即使家里不富裕，但人情面子绝对是要照顾的，照例还是要热情招待，整上几盅，不讲喝个痛快，至少也要让客人尽兴而归。那年代，除了人情应付外，喝酒的大场面也有不少，那就是社员家里遇有婚丧嫁娶、新房落成、生日喜庆等事时，主人是要办几桌宴席的，家乡把这种活动叫“做酒”，顾名思义，是请亲朋好友或本生产队的左邻右舍社员们来喝酒吃宴席，那天，菜可能不太丰盛，但酒绝对管喝管够管足。那时，人们普遍豪爽和实诚，酒席上故也不做斯文，喝酒不用杯只用碗，是那种大土碗，喝一杯算一杯，遇有知己或爱抬杠酒友，“一点红、二红喜、三桃源、四季财”，呦三喝四、划拳行令起来，不至酣醉不散席。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人们生活相对是贫困的，虽说贫困也不能阻止人们对酒的喜爱，但因经济条件所限，喝酒的档次却无法去挑剔。小编记事起，在当时的农村，人们就只有白酒可喝，啤酒、果酒什么都没有，也没见人喝过，小时候在看一部电影（电影名忘记了）有资本家喝红葡萄酒的镜头时，我惊奇地说：怎么酒是红的啊，一旁的父亲说：红酒是有钱人和“吃国家粮”人喝的，农民喝不起。我才知道，这世上，酒除了白酒之外，还有红酒、啤酒之类。
那时社员们喝白酒，也分两类，一类是包装的瓶装酒，我们叫“瓶子酒”，那只有过年招待客人或平时重要客人才喝的，瓶子酒太贵了也买不起喝不起，当时有一种叫做《桂花》酒的，好像是一块五角钱一瓶，成了大多数社员家的招待用酒。另一类是散装白酒，平时关系一般或不讲究的客人来家做客，或者社员自己喝，都是喝这个，散装白酒要到大队供销社代销点去买，代销点有一口大酒缸，社员来买酒时，用酒提子从酒缸中一提一提地舀，大概一提酒有二两吧，价格大约为一角钱一提。那个年代由于粮食珍贵，生产队和社员是舍不得自酿米酒的，小编所在生产队生产甘蔗，甘蔗榨糖后，余下的甘蔗渣可以用来蒸馏成甘蔗酒，不知是工艺还是其它原因，那甘蔗酒是我知道也是我尝过最难喝的酒，干苦而粗砺，每年，社员家都会分上一二斤的甘蔗酒，用这种酒送礼招待拿不出手，倒掉又可惜，所以社员都去买几颗水果糖放入酒中浸泡后，才勉强可以下口。
人们常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其实哪有越喝越年轻的道理呢，越喝越上瘾还差不多。生产队时期，社员们平时更多的是为吃饭穿衣而劳碌奔波，主要目标是生活温饱，可也有个别一日离不开酒的瘾君子，这自然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家庭相冲突，在困难年代演绎着啼笑皆非的辛酸故事。
小编生产队有一位叫赵光元的社员，其人当时三十多岁，虽酒量不大但特别好酒，每天晚上必要喝个二三两，也不贪杯，每喝至微熏后，可能也是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社员们听惯了他讲的故事吧，他总喜欢来到生产队的晒谷坪或院子里的大树下，跟我们这些十来岁的毛头小孩子们一起聊天吹牛，他最爱讲他过去在部队当兵时候的事，我们这才知道，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土农民，原来曾经还是个人物，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去当过兵、是见过世面的退伍军人，与当时潦倒的现状是判若云泥，他特别爱讲在部队当兵时，部队与当地大学联欢，战士与女学生跳交谊舞甚至产生恋情的故事，我们听后觉得如天方夜谭，五十年代也是新中国成立了，是全国山河包括精神生活一片红的时代，怎么会有我们崇敬的解放军战士与女学生搂抱跳舞的事呢，那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事吗？我们当即反驳他，说他喝多了在吹牛，这时，赵光元往往脸红脖子粗，甚至赌咒发誓，说那时候是时兴跳舞的呢，看他认真的样子，我们也将信将疑。
老实说，就经济条件而言，是不允许赵光元有喝酒这个嗜好的，倒不是说他好吃懒做，相反，他做阳春是把好手，耕田耙地等农活样样精通，而且做事实在不惜力气，社员们也都喜欢与他搭档，其妻也精明能干，但家庭底子薄负担重，他家五个小孩，最大的才上初中，还有个老母亲要赡养，所以家里比较穷困，在整个生产队，经济条件不是最差但至少位列倒数。赵光元别的没什么毛病，就只有爱喝酒这个毛病，当然还顺带脾气倔和性子燥，每天必要打发小孩去代销点打上一角钱的酒，至于菜不讲究，酸菜酸萝卜都可以，每天一毛钱虽小，但累积起来，数量也较可观，也给拮据的家庭增添一笔负担，夫妻俩常为他喝酒的事生气吵架，一次，不知是妻子的故意还是漏忘，晚上没有安排小孩去打酒，赵光元看到晚餐没有酒发了脾气，把家里晚饭盛菜的擂钵摔了个稀巴烂，这自然就成了全生产队男女老少的笑话。
不过，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赵光元也开启了特立独行、自给自足的喝酒时代，实现了他“喝酒自由”的愿望。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劳动量减轻了许多，农民劳动的自主性增强、也相对自由了，除了“双抢”时节较忙之外，其它时间比较轻闲，赵光元在忙完自家的农事后，每天都会带着鱼网去山塘、沟渠、溪流等地捉泥鳅，那时环境没有破坏，野外泥鳅较多，捉到一二斤泥鳅后，赵光元一般就顺便去县城卖掉，钱到手后，就在县城找一家小饭店，点两样菜，买一盅小酒喝，吃完喝足、过完酒瘾后才回家，这也自然成了全生产队的笑话，可老赵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和议论，再加上妻子儿女也知道他的脾性，不去干涉他，于是他每天早出晚归，过着怡然自得的自己挣钱、自由喝酒生活。
到了二十一世纪后，赵光元年纪大了，再加上环境破坏严重，老赵也很少去靠捉泥鳅这种方式去实现喝酒自由，不过，彼时，其家里5个小孩均已长大成人，特别是两个儿子头脑灵活、敢干肯闯，是初代农民工的佼佼者，去浙江打工后，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在老家修起了大房子，平时就老赵两口子在家帮忙守屋，自然赡养孝敬是少不了的，老赵平常喝酒的钱也不缺，前几年，老赵活到八十多了才去世，去世前交待老伴，一定要将他生前一直不离的酒壶烧于他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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