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讨论义和团运动时，人们的视角不同，观点各异，但重点一般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义和团运动的特点（拳民的迷信行为、落后意识、仇外心理、爱国精神）；传教士和教民遭受的牺牲；外国军队对义和团运动采取的正义的和英雄主义的行动；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更确切些讲，是最终的外交解决方案）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
我们也许听闻了当时发生的许多死亡事件，但人们往往以平淡的语言和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记述死亡，甚至哈罗德·伊萨克斯下面这段稍带感情色彩的话也不例外：“年的血光之灾结束之前，有余名“洋鬼子”遇害，被杀死的教民据说超过3万人。八国联军由天津开进北京，后来杀向中国东北，所获总报酬超过损失许多倍。先是教徒遭受了牺牲，后来，为教徒复仇的军队则大肆抢掠，大开杀戒。”
在此类叙述中，死亡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概念，代表着义和团的残忍、外国援军的野蛮、教徒的苦难以及无辜者的惨死。但是，死亡事件也能向我们展现个人的经历，此点却基本上被忽略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探讨死亡包含的个人经历的层面。我将把重点放在由战斗和其他暴力行动引起的死亡和破坏事件上。
除已成事实的死亡事件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述及），即在年的华北地区，许多人都怀有对死亡的忧惧情绪。因春季的持续干旱而变得无所事事的农民越来越饥饿和紧张，年过30的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19世纪70年代末可怕的死亡和饥荒记忆犹新。年轻的义和拳民花许多时间学习和实践能使人免于一死的宗教仪式，义和团的许多法术尤其注重于致敌人死命和保护支持他们的老百姓免遭杀害。
春夏两季传遍这个地区的表达忧虑情绪的谣言，其中心内容不外乎死亡或身体的严重伤害；甚至广泛流传的表达愿望的谣言，也应被视为消除死亡忧虑的一种方式。然而，用这些方式表达对死亡的忧虑似乎还远远不够。义和团在华北各地张贴和散布的揭帖，一再向民众发出骇人听闻的警告：大难将降临到那些无视义和团传言的人身上。实际发生的死亡事件虽然不比上面述及的对死亡的忧惧情绪更普遍，但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公开宣判并处死反对义和团的官员或外国传教士的地方确实比较少（北京的案例在前，太原和山西其他地区的案例在后）。在华北的其他许多地区，由于教民人数极少甚至没有，或者义和团运动尚未确立牢固的根基，所以重大的暴力行动相对比较少。但是，华北还是有不少地方发生了惨祸，或是义和团对教民的大屠杀，或是教民对非教民的“大屠杀”。
此外，虽然直接经历了大规模战争的华北部分地区（主要是天津、北京以及京津走廊）的战火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但是，从年夏末到年春季，满洲和山西的部分地区以及直隶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外国军队骇人听闻的报复。这个课题虽然屡屡有人提及，但仍需西方学者进行全面的研究。关于年的暴力杀人事件，值得注意的不是其不普遍性，而是其不统一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死法。有些人是受害者，有些人是加害者，有些人是目击者。有人记述了人死时的惨状和号叫，以及死尸发出的恶臭。有人描述了本人或熟人亲眼看到的恐怖的杀人场面。许多人叙述了他们不得不做的各种吓人的选择。简言之，死亡经历和其他经历一样，主要是个人的事情，它是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经历更重要的关于个人的生平资料。历史没有停滞不前，社会也没有静止不动，只有人在一个个地死去。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性，对于死亡的畏惧和忧虑就成了形成人们的命运观的主要因素；人们的视线被引离了社会和历史，而更多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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