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缪哲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

「本文来源：钱江晚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从年开始，我就煮字为生了。其间最久的，是做编辑，煮别人的字。后则于编辑之余，间译几行书。嗣后弄学问，搞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这是艺术史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十年前的自况。曾自谦道：“译三流的书，做四流的学问”，如今，他的《塞耳彭自然史》、《钓客清话》、《瓮葬》等译著，被誉为“缪哲经典译本“，经历岁月打磨，多次再版，像珍珠那样越洗越亮，被越来越多的当代读者所喜欢。如果说《钓客清话》是一部小牧歌，那么，《塞耳彭自然史》就是一部浩大一点的牧歌，但两者不同的是，《塞耳彭自然史》在牧歌之外，作者怀特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来写书信的。《钓客清话》初译于年，新一版《钓客清话》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风行三百余年，再版次数最多的英文图书之一，对疲于现代生活之混乱、繁杂的人，这样的书，是避难所。“简单、厚道、忍耐、知足，不是我们当今风行的做人理想。沃尔顿生活在英国大变动的时期，人人都仰着脖子，看宫阙，看财神，看主教的宝座，像他那样低头看草地和清流的人，并不很多。”缪哲说出了《钓客清话》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我译《钓客清话》到后来，即有‘近被虫鱼恼不彻，悔将疲足作远游，沃尔顿青鞋布袜事渔钓，我夹笔载镜登徙藏书楼”的感慨。”他说。《塞耳彭自然史》，对自然的兴趣，在中国如今也渐成小小的风尚。在国外，作者怀特的老家塞耳彭，如今成了英国、美国自然爱好者的朝圣地。若追溯到民国时期，周作人对此书就有介绍，作者怀特代表了“科学之哲学精神的黎明。从不小的程度说，他是莱尔、达尔文、斯宾塞与赫胥黎这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驱。”缪哲说，“这乐趣很平易，凡有心体味的人，都可以享受它。才高学博如周作人，不觉其浅薄，不学如我，也不觉得高深”。这一种牧歌趣味，在缪哲看来，或许可以为我们红尘中人，“清一清口”。关于翻译，对缪哲来说，真是又爱又恨。一边喊着“老子不干了”，一边自甘“堕落”，“苦得像牲口”，翻译的乐趣是什么？缪哲是这么形容的——“译书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于是铺纸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数月、数年的时间，尽力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教、不同风、乃至作古数百年、不能请你登哈佛之学堂，游巴黎之官厅的异乡人，只为同文同种的同胞，与你有同样的喜悦，同样的收获。”岁末，原定的一场相关缪哲的新书的钱报读书会因为疫情影响推迟了，作为翻译家的缪哲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与缪哲的对话——钱江晚报：《钓客清话》是垂钓者的“圣经”，三百年经久不衰，你说，“我有感于自己的生活，每以此书做我精神的备忘”，可见你本人和这部译著之间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您也爱“风行的野调”是么？这也是译著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吧？缪哲：《钓客清话》出版于年，英国内战（-）刚结束。这是英国进入现代的开始。当时一切都乱了：政治、信仰、价值、行为方式；用沃尔顿的话讲，到处是“风行的野调”。他写这书，只是图安静而已。你看这书里面，一派恬静，一派牧歌的调子，何尝有闹躁？我译这书，是90年代初，刚好也是巨变的当口。我的性格，是80年代养成的，对当时的闹躁，也不适应，译它，也是图静，加固一下老的信念而已。“风行的野调”？我从来不喜欢。钱江晚报：不妨再说详细点，您说钓鱼在我国也是很古的，《诗经》中多有提及，主要是小民的娱乐，但您又说：钓鱼是一种哲学，何解？您本人喜好钓鱼吗？缪哲：渔钓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之一，在哪儿都“古”，不仅中国。至于发展为娱乐，赋予它意义，这当然是文化的结果。《诗经》时代，确实就有了，比如“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等等。所谓钓鱼是哲学，是指赋予它意义。钓鱼终归要去野外，终归要安静，终归要与人类的“他者”——鱼——遭遇。这就与“日常”分开了，需要特殊的行为方式。你把这方式提升为原则，奉行为“日常”的信念，这就是“哲学”。至于我本人，鱼是不怎么钓的。“心向往”而已，“不能至”。钱江晚报：我们再说说《钓客清话》，从西方的沃尔顿，到中国的古典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他们赞美的垂钓这件事，是同一件事吗？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吗？言语之间，您似乎对中国的“渔钓”主题蛮多质疑的？缪哲：由垂钓养成的性格，生成的信念，古今中外，都是一剂稍解红尘扰攘的药。中国“渔歌子”一类诗，沃尔顿的“习静”哲学，讲的都是这个。当然细说起来，也还有分别。古代中国的感受，总是不脱“庙堂”与“江湖”的。钓于江湖，是反衬庙堂。西方呢，缺少我们“庙堂-江湖”的二元结构；垂钓作为象征，和政治的关联不大，主要是品格与信仰的。我对中国的“渔钓”主题，假如说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太姿态化，不好好钓鱼。钱江晚报：关于翻译，我们读到的这套“缪哲经典译本”中的翻译，看起来都非常的古雅，最主要应归因于原著的优美古风语言吗？还是翻译风格本身有更大的决定作用，比如您个人的古典诗歌和艺术方面的修养，才能译出和古典英伦风相匹配的译著的清雅之味？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古老歌谣，比如十四行诗，你把它们翻译成了具有中国古诗风味的十四行诗，比如，“天鹅戏清波/舟船纷攘攘/煌煌泰晤士/位居百川长”等等，这真是一种故意为之的“中西合璧”吧，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很是为这样有灵感的清诗丽句的译笔而得意呢？缪哲：我译过四本书，除这次再版的三种外，还有柏克的一组文字，是谈美洲独立的（《美洲三书》）。四个作者，都有风格。布朗沉闷，但辉煌，沃尔顿恬静，怀特轻声细语，柏克唾液横飞。我本科学中文，少有作家之志，老大无成，就以翻译为寄托了。这样文风上，有时候就“过火”，——你叫它“中西合璧”，也好。翻译必须有得意，否则太苦，撑不下去的。梁实秋译莎翁，遇到“apissingwhile”，灵机一发，落笔为“撒泡尿的工夫”。译完掷笔，顾盼自雄。这是大得意。我才小，只有小的得意。钱江晚报：您以前写过一篇随笔，叫《少不读唐诗》，看来您对古诗词也颇有心得，你说唐诗重意境、重练字，少阅历和文字感差的人，很难体会其佳妙，我想问的是，一位好的翻译家必须具有很好的古文修养吗，比如要熟读唐诗？缪哲：相比西方的现代语言，现代汉语的历史太短；相比于古代，才智的投入也不足，——古代一流的才智，无非用于文字而已；现代则分流于不同领域了，比如科学、技术、法律、经济等等。这样现代汉语的精细度，就有不足，比如词汇的“光谱”不够长，句式不够丰富。古汉语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无论表意的精微，还是句式的流转，都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但语言总是经验的再现，古代的语言，未必匹配今天的经验；学得太多，会扭曲、屏蔽活的经验。因此要不要学呢？这个不好说。钱江晚报：您曾著文《谁实为之》，自述过译书之清苦，“没有为发财的，名也不敢想”，您还说有时译者的名字还“招人烦惹人厌”，作为翻译家，怎样的一本书会让您有要翻译成中文给中国读者的冲动？就是能让您“情不能禁“的作品有标准吗？缪哲：不同的人，冲动当然不一样。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想和他人分享。我也差不多。除分享外，激起我冲动的，还有文风。文风是一种挑战。倒不是挑战我个人，而是汉语。外语中的经验，与汉语所表达的，不都一致，不都能装进既有的汉语。这就成了对汉语潜力的测试。假如装进去之后，不仅结构未损，还有别样的美，这就抓住翻译的要义了：它丰富了语言，也丰富了经验。我不做翻译，有很多年了，但每读到好的文风，就和老兵听见号角一样，禁不住股动。前几天疫情隔离，又去闲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语言的结构性之强，真像一座哥特教堂。有“形”，必有“影”；有“响”，必有“声”。译成汉语，会不会变成一座形状邋遢的后现代建筑呢？——这样想着想着，就有些“情不能禁”。钱江晚报：《塞耳彭自然史》，周作人说此书“说的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他想译全本而未译成？另有民国时作家李广田也写文介绍过此书，这本书最早传到中国来是什么时候？这本自然博学学的书信体著作，是否也切中了中国文人的某一种情怀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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