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14日，张祥龙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受聘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象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等。
其子张泰苏在社交媒体如是评价父亲的一生：“家父一生立德立言，历经大风大浪而不失求真求善之本心，可谓精彩，可谓圆满。吾辈学人若思想得以传承，则精神不朽。家父之哲思、风骨自有后人尽力追随，可得安息。”
张祥龙（年8月14日-年6月8日）
张祥龙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当代西方哲学笔记》《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等多部。前不久，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西印哲学导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讲课录，也是一本通识性的哲学导论，在主题上延续了梁漱溟开创的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比较的传统。他的哲学课深受学生欢迎，被认为有“仙”的风骨、风格。下文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中西印哲学导论》一书，在这一节他论述的是边缘性问题，并以中外关于幸福、生死的文学艺术例子让读者获得对边缘情境和边缘问题的体验。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作者｜张祥龙
《中西印哲学导论》，张祥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
边缘问题：一种概说
什么是边缘问题？它出现在面对“不可测”的边缘形势中，当我们穷尽了现有的手段，比如技术化的、常规科学的、感官常识的、概念推衍的认知手段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但是它又好像可以被解决，而且在深入的追求中，的确可能得到时机化的解决。比如“一个注定要以死亡结束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就是个边缘问题，因为它不会像常规的数学、科学问题那样被解决，以至于可以得到“人生意义的规律”，每个人都只要将这普遍规律应用到自己身上即可。相反，每个人都必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别人的榜样和解答只是提示。
然而，这个问题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应对的虚假问题，有的人就确实解决了它，导致其人生有了质的改变。甚至可以说，你想逃避它，却可能会在意想不到之处遭遇它，所以这样的问题尽管显得飘忽，却总让人欲罢不能。
可见，边缘问题有可能是些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大、根本的问题，它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不少人甚至穷其一生也不能很好地应对它们，但绝不是不可解决的，以至于求真知的人们起码总是心向往之，有的真诚追求者也的确解决了它。
颜回讲的一段话，可以显示人处于边缘形势中的问题知觉。当他谈及对孔子的思想和教诲的感受，这样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平常你登高，越走目标就会离你越近，但是跟随孔子却不会，所以颜渊说自己越学习，越觉得老师的学问高深莫测，似乎离自己更远了；越是钻研它们，却越是感到坚韧而无法入内，不是那种外壳坚硬而里边松软的东西。颜回看到它在自己前面，就努力向前追赶，似乎将要赶上时，却突然发现它又在后面，实在是难以捉摸啊！可夫子和他的学说就在那儿，直观可见，美好动人，让人欲罢不能。
讲课中的张祥龙。
哲学的边缘性、惚恍性在颜渊的感受里得到了生动体现，它表明哲学的问题是不可被充分对象化的。对这种问题的回答不是一个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不像常规科学的问题，有一个研究范式来引导方法，而且对科学假说的检验和改进可以在实验室里不断重复，直至达到令人满意的可操作性和可确定性，由此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哲学问题这么让人捉摸不定、高深莫测，那就干脆拉倒吧，靠直觉和艺术感就成了，可情况又不是或不只是这样。哲学的确可以讲出一番搔到痒处的真切道理，所以颜回又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夫子有自己的教育方法，步步引导颜回，博文约礼，也就是用诗书礼乐这样的文典技艺开启他，又用礼仪道德来简约和提升他的为人，最后直到颜回穷尽了自己的才力，那时候感到有个卓然高大的东西就在自己面前。但“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又抓不到，无法完全依规矩而跟从之。
这不是虚无主义，不是竹篮打水。因为我们可以问：通过这种瞻前忽后的学习，颜渊是不是更接近仁道了呢？当然是。孔子由衷地夸奖他：“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而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云云，是典型的哲学感受，也只有颜回这种得到了孔子学说乃至爱智慧之学要义的人，才说得出来。
总之，“边缘”意味着活的终极，它让思想走到了头儿，立于悬崖边上，因此它是半有半无、半虚半实，既不能作为对象、哪怕是观念对象被把捉到，却又牵涉全局，可以是那“动全身”的“一发”。
边缘的“定域性”或“非定域性”
为了更有实验感地说明它，让我们来一瞥当代物理学的边缘处，也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关键特性，即“非定域性”（nonlocality）。
《跨越时空的骰子》，周荣庭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8月。
《跨越时空的骰子》此书集中说明了“非定域性”（书中翻译为“非局域性”）的含义）。此书的作者乃至序言（含中文版序言）作者，都是参与证实和应用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特质的前沿科学家，可谓是行家里手。书中的解说相当地道、原本，比如它对相关证明的具体方法像贝尔不定式和贝尔检测（书中多称为“贝尔游戏”），有着清晰的数理说明；可同时，作者吉桑又通过比较简洁生动的方式和文笔，使如此高深和难以理解的思想（许多物理学家、哲学家都曾经乃至现在也跟不上它）可被勤于思考的人们领会。当然，前提是求知的渴望以及反复的阅读。
海森堡提出了关于量子自身态的不可确定性原理（也就是测不准原理：量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玻尔等人则提出哥本哈根解释，沃尔特·艾萨克森写道：“根据玻尔等量子力学先驱提出的哥本哈根解释，在这样一种（对基本粒子的干扰性）观察做出之前，粒子的实际位置状态仅仅是这些（被‘波函数’描述的）概率。对系统进行的测量或观察使得波函数发生坍缩，系统瞬时归于某一特定位置或状态。”（沃尔特·艾萨克森：《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出版社，年［原书年出版］，第页）
它们在爱因斯坦——其实他本人就是量子力学的开创者之一——看来，都认可了量子行为的非定域性，而这是科学理性不能容忍的。
有关细节，可参见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爱因斯坦传》第21章，以及乔治·马瑟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重新思考空间和时间》（简称“《幽灵般的超距作用》”，梁焰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年［英文原版年］）。
现在大家可能已有耳闻的“量子纠缠”“量子叠加”等。量子纠缠（quantumentanglement）说的是：“两个在空间上分得很开的物体形成一个单独个体……。此时，如果我们‘扰动’两部分中的其中一个，这两部分都会发生‘振动’。”（《跨越时空的骰子》，第62—63页）或者，“无论现在距离多远，两个曾经有过相互作用的粒子的量子态此后必须合在一起描述，一个粒子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瞬间反映于另一个粒子。”（《爱因斯坦传》，第页）这就违背了这样一个定域性原则，即任何相互作用的传播速度不能超过光速。
纪录片《量子力学揭秘》（TheSecretsofQuantumPhysics）画面。
而量子叠加（superposition）讲的是一个量子与自己的纠缠，也就是它的两个对立的状态会同时存在：“在量子世界中，原子核处于一种‘叠加态’，也就是说，它同时作为已衰变和未衰变的混合态而存在，直到被观察时波函数发生坍缩，它才变成已衰变，或变成未衰变。”（《爱因斯坦传》，第页）于是有“薛定谔的猫”，在未被观察到时或“箱盖打开以前”，这只量子态的猫“既死又活地坐在箱子里。”（《爱因斯坦传》，第页）而非要说它在被观察到之前，“事实上”或是死的或是活的，没有意义，那是坍缩后的状态。就是一种非定域性的量子行为。按爱因斯坦的看法，如果承认量子纠缠说，断言两个相距极其遥远的基本粒子比如电子之间可以有瞬间的相互作用，就等于肯定了一种“幽灵般的超距作用”，而哥本哈根解释——量子（由观察导致的）坍缩前的状态只是一种概率——则是要让“上帝掷骰子”；可实际上，它们背后肯定隐藏着定域性的因果关系，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而已。
在他看来，科学乃至人类理性的底线是“定域性”（locality，又译作“局域性”“区域性”），绝对不可违背。那什么是“定域性”呢？一般说来，“定域”指某个确定的地方，所以“定域性”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认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个可对象化的来头或因果出身，不是突然从虚空中蹦出来的。更平白地讲，定域性原则说的是：万物既可分得开，也需连得上。
有的阐述将定域性原则只与“需连得上”挂钩，而将“可分得开”说成另一个原则，即“可分离性原则”。但有的阐述者将两者都归于定域性原则。我们这里依随后一种说法。
“可分得开”是讲两个在空间中分离的系统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分别认识它们，不会像量子纠缠所说的，一个量子的变化可以瞬间或同时连带出另一个相距遥远的量子的变化，以至于无法分开对它们的认识。“需连得上”是指：一个系统要影响另一个相距遥远的系统，必须凭借某种可对象化的接触，或者叫做“点对点”的接触，比如通过在它们之间传递某种波、信号或信息，而这种传递的速度不会超过光速。“如果太阳此时突然消失，那么在引力场变化以光速传到地球所需的八分钟内，地球轨道将不会受到影响。”（《爱因斯坦传》，第页）可以看出，这样两个要求相互需要，说的本是一个意思。只有可分得开，才会有对各自因果链的需要；而唯有需要连得上才会有影响，导致了在无因果连续处分得开。
可以想见，定域式的思维曾经多么有力地控制着理性的领域，并且可以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达方式！二值逻辑（是或非是）、实体/属性说、形式/质料说、因/果说、形式推衍、功利计算、真理符合论、真理一致论，等等，都是定域性的思想表现。当人们板着面孔告诫你要“服从客观规律”“现实点儿”，或对你大讲“成功学”“关系学”时，其论据也几乎都是定域化的。
张祥龙在西藏。（摄影：单之蔷；图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
非定域性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
与之相反，“非定域性”则意味着可以超定域地相关联，或者表现为一种顽强的不可充分确定的原本状态；而且，这样的关联、状态以及对它们的理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收编到定域性解释中，不管你把这解释扩展到什么样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建立定域化的“统一场论”，或找到什么“隐变量”。
然而，这种超定域现象尽管出格，却不是反理性的“幽灵”，其关联性和真随机性（不在任何意义上的事先确定）（《跨越时空的骰子》，第3章）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要用新的思路。可以看出，“量子是定域还是非定域性的？”这个问题，对于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人而言，是一个边缘问题，而不是一个常规科学的问题。
为了捍卫定域性原则，爱因斯坦主动出击，与玻尔等人进行辩论。两边各出巧招儿，思想火花四溅，极大地促进了物理学思想的深化和哲理化。在这些主要当事人生前，他们的辩论没有得出谁对谁错的结果。但是，约翰·斯图特·贝尔（JohnS.Bell）于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判定方法（“贝尔不定式”），按照它，如果相关的检测实验可以做出来，就可以判别这两边主张的对错（《跨越时空的骰子》，第2章）。
可以想见，这样的论文在当时得不到物理学界主流的重视，但得到了一些年轻科学家（有的当时只是研究生）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1491.html
